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至少包含丰富的道德资源，而且包含丰富的制度和法制思想，是涵养制度意识，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。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”这一主题，就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思想养分，理解“法不阿贵，绳不弯曲曲”的当代价值，读懂礼的精神与价值等话题，约请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交流。-编者
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特质
郭齐勇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解释发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，把跨越时空，超越国界，富有永恒魅力，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典章制度，涉及社会规范，文化制度，刑罚政令，行为方式等方面，蕴含着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优秀传统制度文化，今天至今科学把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特质，从中汲取制度建设，道德建设的丰富养分，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社会的合理构成和有序运转，离不开健康的社会关系作为纽带，而健康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系离不开制度的保障。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改革的制度依据是礼法，在中华传统制度文化变革中礼法同时不断转变与发展。
早在几千年前，先前先民就提出了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。这种创新精神，集中反映在其中古代不同时期关于礼法的不断认识上。广义上讲，礼法是礼乐刑政的统称，具有整饬社会秩序，维护长幼之序，节制骄奢淫逸等作用。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人们关于礼法的认识不尽相同。孔子不固执于于过时的礼，附属因革损益，力图拯救礼乐中所包含的道德精神，强调仁德是礼乐制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。他说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（逊）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”其大意是说，义内部，礼在外；仁义是内容，礼文是形式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主要思想是“仁义”和“仁政”学说。
在儒家看来，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得到满足，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，社会物质财富是有限的，这就需要礼制来调节社会变量，维系社会正常运转。需要社会规范，规范，疏导，约束，才不至于造成纷争混乱，而礼制的目的在于安定人心，实现社会的秩序化。变化而改革创新。他说：“夫道者，体常而尽变，一隅不足以举之”。这不仅讲明了体常与尽变的联系，而且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关联。
2018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历史上的吏治古董集体学习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表现：古代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，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，其中有大量封建糟粕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。”以历史上选拔人才的制度变迁史为例。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“举贤才”的理念，集中表达了民间从教育开放到政治开放的心声。汉代选拔人才，以荐举制取代世袭制，以察举，征辟诠选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。但荐举制也有局限性，而且这种局限性愈到后期愈加明显。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变九品中正制，这一制度把选才权收归朝廷，把人才分为九等，选才标准规范，缜密，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。而，东晋之后，这一制度弊病日深，门阀世族把持，垄断选举，庶族寒门子弟无缘仕途，因此此制度逐步走向反面。到隋唐时代引入科举制，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，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，考生自由报名，从隋代到清代的1300多年间，科举制选拔出大量文武官员与后备人员，给社会与国家治理队伍注入活力。但自明代后期至清代，科举制运作逐渐僵化，于清代末期被废除。
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具有礼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质。礼治主要是道德规范，法治主要指刑罚。在传统传统社会治理中，礼治重在防患于未然，法治则重在事后惩戒，即“礼者禁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。
礼治与法治相统一，主要体现在“以礼入法”上。常规古人之所以指出礼治与法治相统一，是基于重道德教化，重调治人心的考虑。礼中蕴含和谐，亲民，仁爱，慈在历史上成文法的公布，一般以春秋时期郑国的“铸刑书”和晋国的“铸刑鼎”为标志，而其滥觞可溯源至《周《尚书》与《周礼》主要是礼典而非律典，前者大致相当于礼，则相当于法。习惯法活跃于民间，以乡规民约，家礼家法等形式规范社会公众的日用常行，是一种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的“无法之法” 。
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相对独立，秦，汉以后，法典主要出于儒者手笔。法律的系统化自曹魏时期始，当时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原则，与法理几乎无异。具有替代的例子是，魏以八议入律，晋创依服制定罪，《唐律疏议》中充溢着礼的精神，后世有唐律“一准乎礼”的表达。的尊重，其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，与仁爱，民本，民富，平正，养老，恤衫，济赈，民贵君轻，兼善天下等思想理念，都渗透到古代社会治理各种制度中，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仍然一定启发意义。
（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）
法不阿贵，绳不屈曲的当代价值
朱景文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，人文精神，教化思想，道德观念等，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启迪，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”。早在先秦时期，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等文献就记载了早期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思想。由秦汉而下，中经隋唐，下至明清，因此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历经经余年而不衰。其中，就包括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的正义追求。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出自《韩非子》，反映了古代法律家的治国理念，虽然并非现代法治观念，但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全面依法治国具有一定意义。
“绳不挠曲”的“绳”，原本是指木匠使用打直线的墨线，是去曲取直的准绳。常规古人认为，解决社会争端，需要有一个准绳，就像木匠的墨线一样不向弯曲的地方倾斜。以这种比，是正确的法律必须成为非曲直的标准。 “就是让法令在民众中树立起权威，人们才会信仰法令；通过严罚重赏，能够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。”韩非说： “言无二贵，法不两适。”即罪与刑相称，功与罚相当，法律的权威在于没有例外，决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有所躲避。
秦国起初并非强国，成长发展水平和文化发达程度远不如中中原诸国，但它崇尚法治，励精图治，特别是通过商鞅变法，终于由弱变强。无所谓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与此相反，国家强弱与信奉和介入“以法治国”的程度密切相关。国家树立法律权威，崇尚正因为长期坚持法制，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，秦国才能统一六国。
当然，法家的法治不是以人民为中心，以民主为基础的，而是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目的，法治不过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。适用法律的公平，而不是包含立法的公平；甚至是适用法律上的公平，也是有限的。还应看到，与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”的执法理念不同，法家有权虽然法家思想主张的“刑无等级”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，但把法治推向严刑峻法，抵消礼治，反对德治，其消极意义也是明显的。
习近平总书记精选：“对古代的成功经验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去之科学态度，牢记历史经验，牢记历史教训，牢记历史警示，为推进国家治理全面依法治国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，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证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丰富的道德资源，而且包含丰富的制度和法制思想，是涵养制度意识，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。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意义，又是执法者个人素质的本质。传承和弘扬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的传统法治精神，需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，法律面对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，把法治精神转变为立法，执法，司法，守法全过程，形成守法光荣，违法可耻的浓厚社会变革。可以认识到，如果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法治意识淡薄，甚至以言“关键少数”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，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化改革，推动发展，化解矛盾，维护稳定，应对风险的能力。面对诱惑和干扰，须秉着对法纪的敬畏之心，筑牢思想防线，坚守廉政底线，不越法纪红线，真正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，手中紧握法纪戒尺，知道为官做事尺度。
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从传统书院制度中汲取文化滋养
邓洪波
2020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研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，鼓励青年学子不负时代重托，不负青春韶华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书院制度是发展中国家传统教育发展的成果，对预期的教育，学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，建设完善的教育体系，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，对书院制度文化进行创新转化，创新性发展。
书院是读书人围绕书籍进行文化积累，研究，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。书院的既既得益于以造纸术，印刷术为代表的传统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，又与唐宋科举社会形成后兴通过千余年的发展，书院在清代几乎遍布全国，形成多种类型和等级的书院，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层次文化教育需求。书院制度具有公平性，开放性和公益性等特征。
书院制度推崇“成人”理念，重视人格教育的本质。“成人”理念源于孔子，他认为“成人”应该具有智慧，德性，意志，才艺等多方面的素质，其中德性最重要。成为这一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。在《白鹿洞书院再现》中，朱明认为，教人为学在于讲明义理，以修其身，然后推以及人；为学方法则是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；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外，从修身，处世，接物等方面进行道德的体悟与践行。 ，，专家学习与息游结合，有张有弛豫。一些书院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，既有正课学习，又有课外活动与自习，让学生感受求知的乐趣。并非单向的说教，灌输，甚至重在引导学生自我体悟，鞠躬实践，让他们在学习，起居，行止中接受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式的道德教育。任务，建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，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具有启发意义。
书院倡导“传道济民”的教育理论，针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。传道济民，即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“道”促进爱民利民，突出爱国爱家，关注时事，重视文化，在历史上很多忠贞义义士受过书院教育熏陶。民族英雄文天祥早年在江西白鹭洲书院跟随名儒欧阳守道求“有益于世用”之学，这导致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受张栻“盖欲成就人才，以传道而济斯民也”的教育影响，当南宋朝廷面临严重政治危机之时，岳麓书院师生心系家国，积极投身于经世济书院制度所蕴含的“经世济民”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挖掘其时代价值，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，承继文化基因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，认同感，尊严感，荣誉感，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。
书院制度具有包容性，为学术创新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空间。书院山长多为名师大儒，倡导合乎传统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与教育制度。书院的会讲制度为不同学派提供交流的平台，学术大师可自主到各书院讲学，如朱熹，张栻在岳麓书院的“朱张会讲”，朱熹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的“鹅湖之会”，在辩辩中将学术发展推向新的高度。因此，一些书院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。程朱理学，陆王心学，乾嘉汉学等学派的发展，都离不开书院制度的创新学风和宽松的环境。创新提供有益启示。文化包容是中国书院制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从明代开始，书院制度移植到朝鲜，日本，越南，马来西亚，新加坡乃至欧美，成为当地了解，接受中华文化的窗户，并并入这对于逐步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，进一步增强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（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）
弘扬传统礼乐教化精神
吴宁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包括儒家思想内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秘，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，对形成和维护中国统一统一的政治局面，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，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，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，反抗外来侵略，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，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在过去古代，礼乐教化被当作维系国家统治，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，是传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礼，礼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儒家典籍中，能够为当今提供有益启示。
礼义以为纪。国家古人把“礼义”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原则与规范，其根源性意义在于体察天地，效法四时运行，顺应社情民意。古人认为，礼乐不是随意形成的，而在古代堪称国家大典的南郊祭天，北郊祭地所表达的敬畏之情，不仅体现出强烈的追究本溯源意识，而且蕴含着对天地节而四时成的期待，天人和谐观念在其中融为一体。礼仪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规范，大至国家典范制，小到个人行为规范，替代礼节。在古代，礼的表现形式虽然不断变化，但礼的精神历久弥新，可以促进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。
礼制既需要“达天道”，又需要“顺人情”。北宋程颐提出，礼出于“民之情”“民之俗”，即社会中大量礼俗往往不是刻意设计的，只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。虽然百姓日用而不觉，但施行起来十分有效。风俗一旦上升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，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。在古代社会，礼中有俗，俗中有礼， ，，寓礼于俗，以礼节俗。这种礼俗之间的良性互动，使礼具有比较涉嫌的人群基础和较高社会认同度。这启示我们，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实践中，应着重将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及时上升到制度规范层面。
《礼记》云：“礼，时为大”。这是说，时代在不断变化，人们需求在不断变化，礼制也适当时因革损益。“礼义”的制度，需要根据具体指标和条件去创制和调整，人们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。例如，南宋朱熹将贵族化的《仪礼》时代化，合理化，使之成为平民化的《家礼》。 》，既对宋代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，而且对日本，韩国等产生了不小影响。中华传统婚礼”等民俗礼仪活动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，其经验值得总结。
（作者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）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1年04月22日16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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